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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华文明何以能够延续千年?

  文/张广保  中华民族在几千年的历史发展中,曾经历过几个重要的历史发展阶段:这就是由春秋战国以前的华夏民族,到秦汉时期形成的汉民族,以及今天多元一体的中华民族。在这个过程中,中华民族不断发展壮大,...

  文/张广保

  中华民族在几千年的历史发展中,曾经历过几个重要的历史发展阶段:这就是由春秋战国以前的华夏民族,到秦汉时期形成的汉民族,以及今天多元一体的中华民族。在这个过程中,中华民族不断发展壮大,生存地域也随之扩大。

  中华文明何以能够延续千年? 知乎精选 第1张

  中华民族“龙图腾”(资料图 图源网络)

  然而也要看到,中华民族在历史上也曾历经坎坷,其主体民族多次被草原游牧民族征服,如元、清两朝,中华民族的统一历史也曾数次中断,由统一转向分裂。但中华民族却并未在分裂中解体,而是在每次分裂之后迎来更为波澜壮阔的统一,中华民族正是通过这种由分裂再统一的迂回形式而不断发展壮大。这在世界文明史中是一个奇迹,而创造这一历史奇迹的主要原因,要从中国传统文化的独特构造中去找。

  儒释道三教一体是中华文明一体延续的基础

  众所周知,世界几大文明古国中只有中国与印度是一体延续,直至今日。而与印度相较,中国又有统一时间更长、主体民族更稳定等特点。这其中的原因固然很多,但中国独特的儒、释、道三家互补互融的三元一体的稳定文化结构无疑是其中的重要基石。

  这在历史上表现很明显,每当草原游牧民族以武力在政治、军事上征服中国之后,最终却在文化上被主体民族所征服。中国传统文化就好比一个吸纳器,它能将历史中各种异质文化吸纳、包容在一起,并最终抟聚铸就成一个文化统一体。

  中华文明何以能够延续千年? 知乎精选 第2张

  三教合一(资料图 图源网络)

  中国文化对中华文明生命力的这种持续支撑就是文化作为软实力的最好诠释。因为从军事实力上看,中国历史上的中原王朝并不总是处于强势,由于北部毗邻广大草原游牧部落活动区域,因此奠基于黄河、长江两河流域农业区的中原王朝长期受到来自北方草原游牧民族的军事压力。又由于农业文明军事力量的机动性相对于草原游牧民族天然处于劣势地位,这就造成了历史上中原王朝的发展进程经常由于北方草原游牧民族的侵袭而被中断,陷入政治解体、政权分裂的状态。典型者如东晋南北朝时期、宋辽金元时期,中原王朝都是因为来自北方(包括西北、东北)势力的冲击,从而陷入政权解体的状态。

  然而,与世界上其他古老文明解体后再也不能重建的结局不同,令人惊讶的是,每次中国的统一政权解体之后,经过或长或短的分裂对峙,最终都能形成一个规模更大的政权统一体。在这个新的统一体中,无论是主体民族还是其生存空间,都大大地得以拓展。中华民族及其所栖居的地理空间就是通过这一独特方式不断发展起来的。

  至于为什么中华文明及创造这一文明的民族——中华民族能在不断解体之后实现重建,我认为内在原因不在其军事优势(实际上军事方面中原王朝并不具备优势),也不在其政治、经济优势,因为世界其他解体的古代文明也曾经拥有这些方面的优势,而在于它所拥有的独特文化结构:以儒释道互补互融为核心的三元一体的稳定文化结构。

  事实上,中国历史上每次草原游牧民族对中原王朝的征服,都无法击破这个文化结构,反而将自身独特文化因素连同其民族、土地一同归附中原主体文化,为中华文明不断发展壮大做出自己的独特贡献。从这点看,草原游牧民族对中原王朝的征服,并非是中国历史发展的负面因素,相反倒可看成一次更大发展的蓄势。可以说,中华文明之所以能绵延几千年而不中断,奥秘就在于三元一体的稳定文化结构。三足鼎立,既有分别又互相支撑。这种独特文化结构在世界其他文明中极为罕见。中华文明是以儒家为表显的三家合一的综合文明,正是这一点使它有别于其他文明,而凸显出中国文明的包容性。

  中国文明是以儒、释、道三家为基干支撑起来的,它们共同构筑起中华文明的核心价值系统。儒释道三家各有擅长,互相补充,长期以来对传统社会广泛渗透,对中国古代历史产生深刻影响。南宋孝宗在《原道辨》中曾说,中国文化是以佛治心,以道治身,以儒治世。这句话恰当地指出了三支文化力量在中国传统文化中所占有的位置。在这三支文化力量中,儒家对于维持社会稳定及发展发挥了主导性作用,而道家特别是无为而治、以质化文的返本归根式的思想观念,对于王朝的重建及休养生息发挥了不可替代的作用。而佛教开张三世、贯通幽冥的高超生命境界,对中国人平衡其过于执著于现世的心灵,有着清醒剂的作用。如果说世界上其他几种主要文明像基督教文明、伊斯兰文明只是一种单一宗教文明,相比之下中华文明就是以儒释道互补为基本特征的复合结构。三足鼎立,其支撑更牢固。这也可以在一定程度上解释:中国古代社会为何具有如此超强的稳定性,中国的历史又为何能延续五千年而不中断等这些世界文明史中极为罕见的现象。

  中华文明独特的“三足鼎立”文化结构来自于与其他文明的交锋之中

  从中华文明发展的历史看,中国文化这种结构的形成,是通过与世界上其他文明的交锋,吸收其他文明的价值系统之所长而形成的。在中国古代文明史中,首先是通过对印度文明的融合,改造吸收印度文明的载体——佛教的思想观念而形成的。

  因此,从中外文化交流的角度看,中国文化是一个开放的系统,具有很高的学习、更生能力。又正是因为这一原因,中国文化才能不断克服自身的弱点,吸收外来文化的长处,同时又不丧失自身的文化认同,才使得它不断走向成熟。

  中华文明何以能够延续千年? 知乎精选 第3张

  相传白马驮经,佛教由此而入。(资料图 图源网络)

  众所周知,中国文化是一种以现世主义为导向的礼乐文化。依据现存经典文献诸如《尚书》《易经》《诗经》及三礼的载述,这一文化体系在“前三代”即尧、舜、禹时期就已定型,而在“后三代”即夏、商、周时期则臻于成熟。孔子的“郁郁乎文哉!吾从周”的感叹就是表述对西周礼乐文化的向往。儒家正是因为继承中国传统文化的礼乐精神,才成为中国传统文化的主干。春秋、战国时期诸子争鸣,百家竞起,实际上都是对礼乐文化进行批评、反思,而没有对这一文化的根基予以质疑。因此可以说,百家论争只是在同一文化体系范围内部的争论,无论是道家对儒家的批评,还是墨家与儒家的争衡,都只是在同一价值体系中展开的,而没有从根本结构上对中国传统文化有所突破。

  而随着东汉时期佛教的传入,以及由之引发的三家论争,才使中国传统文化直接面临着另一成熟文化——印度文化的挑战。印度文化具有浓厚的出世主义色彩,这对中国文化来说相当陌生。因此佛教宣传的三世轮回、因果报应、缘起性空、涅槃寂灭等观念在当时引起了中国人的极大震动。以礼乐文化为特色的中国文化关注现实人生、此世生活,这具有特别的优势。但是与周边其他文化特别是印度文化相比,弱点也很明显,其中尤可注目的就是它的精神视域相对狭窄,对生存的理解具有“平面化”的倾向。

  不少论者都指出,中国文化对“来世学”的探讨相当薄弱。关于中国文化的这一弱点,早在魏晋南北朝时期三家论争中就有不少论者予以指出。例如东晋高僧慧远在《三报论》中就说:“原其所由,由世典以一生为限,不明其外。其外未明,故寻理者自毕于视听之内。此先王即民心而通其分,以耳目为关键者也。”明确指出中国文化讨论范围局限于此生,而对此生之外则未涉及。慧远等活跃于东晋南北朝的高僧本就精通中国本土文化,因此他们的批评确实切中了中国文化的弱点。的确,无论是儒家孔子的“未知生,焉知死”,还是道家《庄子》的“六合之外,圣人存而不论”,中国文化整体来说都是一种“现世中心导向”的文化,所以碰到以佛教为代表的印度文化开张三世、究极幽冥、超迈生灭、体证涅槃等显示立体多维的思想视域时,精神会为之震撼。

  魏晋南北朝时期在对中印文化之优劣进行分判时,不少崇佛者都称释迦牟尼为“众圣之王,四生之首”“大圣”,而对中土文化进行贬抑。这对长期以来习惯于“夷夏之辨”、执持华夏文化优越论的中国士大夫不啻晴天霹雳,其引发的震憾,差可比拟的也许只有鸦片战争时期由于西方文化的大规模传入对中国文化造成的影响。

  从中国文化发展的历史看,这次由佛教传入为契机而引发的中印文化交锋,是中国文化首次遭遇另一高度发展的、成熟的文化体系的挑战。由于佛教宣传的基本教义都是中国传统思想较少触及或者展述不充分的内容,因此在这场长达800年之久的中印文化冲撞中,华夏文化中心意识第一次受到质疑。当然,我们更看到通过三家论争,中国本土文化并未解体而丧失其自身认同,反而是通过争论,士大夫对儒释道三家思想的特点把握得更为充分、明晰。佛教也因为能平衡中国文化中过于强势的现世主义而得到精英阶层的追捧,并被接纳到中国文化中,成为重要的有机组成部分之一。而就中国文化来看,佛教及其所承载的印度思想的传入,大大拓展了中国文化的精神视域,提高了中国思想的抽象思维能力,弥补了中国文化现世主义导向过于强烈的俗世主义弊端。

  中印文明在历史上的冲突、融合为当今世界解决文明冲突问题提供了思路

  从世界文明的大视野看,作为世界两大古老文明的中印文明在历史上的冲突、交锋及其所采取的解决途径,为当今全球化时代解决各文明之间的冲突提供了借鉴意义。

  当前我们正处于多元文明并存、竞争的全球化时代,以科技文明为主要特征的西方文明正全方位影响、冲击中华古老文明,这是自魏晋南北朝以来中华文明第二次遭遇另一异质的、高度发展文明的挑战。中西文明的正式交锋,如果从晚明算起的话,迄今已持续400多年,而且这一过程仍未终止。这与魏晋南北朝时期由佛教传入为契机引发的长达800年以上的中印文明交锋相比,其规模、影响度以及时间跨度都差可比肩。

  中华文明何以能够延续千年? 知乎精选 第4张

  南宋《虎溪三笑图》,现藏台湾故宫博物院。(资料图 图源网络)

  我们同样惊喜地看到,中国文化在经历宋《虎溪三笑图》,现藏台湾故宫博物院。相传东晋高僧慧远居庐山东林寺潜心研究佛法,以寺前的虎溪为界,立下誓约:“影不出户,迹不入俗,送客不过虎溪桥。”有一日诗人陶渊明、道士陆修静来访,三人交谈,十分投契,不觉天色已晚。慧远送客出门,谈兴正浓而依依不舍。“不觉过溪,虎辄号鸣”。三人相视大笑,执礼作别。这就是“虎溪三笑”典故的由来。“虎溪三笑”的故事在唐代已经流传,是当时思想界佛道儒三家融和的反映。据考证,慧远与陶渊明大约是同时人,交往或有可能,但是陆修静所处的时代要晚过百年,所以这个故事应该是虚构的。不过这个题材被后世视为儒释道三家亲和的象征,成为中国历代画家喜爱的主题,著名的有明宪宗朱见深所绘《一团和气图》。低谷之后,并未解体。相反,我们今天在吸纳西方文化的科技、政治等诸多优势之后,中国文化再次以其博大的包容姿态主动迎接挑战,从而不断面向时代,走向更为辉煌的未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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